1957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将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应会议主办方要求，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的钱谷融在此前一个月撰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当年五月，这篇论文刊发于《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

《论“文学是人学”》开宗明义——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随后，钱谷融就此做了诠释：“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

诚哉斯言，“文学是人学”是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作为人类所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如果撇开了“人”，文学何以安身立命？这本是常识。但正因为是常识，人们往往会对之习焉不察、不求甚解。譬如，作为一个锚定中国现当代文学价值观的命题，“文学是人学”最初出自何人之口？长久以来，学术界莫衷一是。哪怕是用这把钥匙开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门的钱谷融，对此的探究也经历了反复。时至今日，他自己给出的答案也未必让人信服。

钱谷融最初给出的答案是高尔基。《论“文学是人学”》全文三万多字，33次提到高尔基的名字，“我注六经”的姿态不言而喻。不过，通读这篇文章，你会发现，实际效果却是“六经注我”。有趣的是，就钱谷融所表达的人道主义文学观而言，他所援引的注我之“六经”，即“无产阶级艺术权威”（列宁语）高尔基的文学理论，对文章论点的支撑并不坚实有力。在一些特定的论述环节，如文学的任务、文学创作的动力、文学中人的抽象或具体，尤其是文学典型的创造模式上，高尔基的理论与钱谷融的观点也不完全兼容。相反，在同一篇文章里，钱谷融所引证的另一位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倒是与作者同气连枝。

事实上，搜索《论“文学是人学”》整篇论文，并没有以高尔基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文学是人学”，或诸如“文学即人学”“文学乃人学”之类的句子。翻查高尔基相关著述和讲话，亦没有发现此类表述。

既然如此，钱谷融缘何将“文学是人学”与高尔基联系在一起？显然，他把高尔基所建议的“把文学叫做‘人学’”等同于“文学是人学”了。而“把文学叫做‘人学’”又出自何处？钱谷融说：“是从季摩菲耶夫的 《文学原理》 中来的。”1953年由平明出版社版的《文学原理》多处提及， 高尔基称文学是“人学”。但在这个版本的《文学原理》中，季摩菲耶夫并没有注释高尔基这个提法的出处。直到1959年，也就是《论“文学是人学”》成文后两年，季摩菲耶夫才在《文学原理》修订版中标明，高尔基的这一说法出自《谈技艺》一文。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学·续集》收录了这篇文章，根据这个版本，高尔基的原话并非“把文学叫做‘人学’”，而是“文学是‘民学’或‘人学’最好的文献”。

有必要指出，从高尔基的原话到钱谷融的引文，其间经过了多个文本的转述和不同语种的翻译，语义早就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尔基不是“文学是人学”的原创者。

正因为此，自《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之后，关于“文学是人学”真正出处的争议就没有停歇过。作为论战一方，钱谷融本人的态度也经历了从“抗辩-坚持”到“怀疑-修正”直至自我否定的过程，最终他承认“高尔基可能没有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

当然，否定了高尔基，钱谷融并没有放弃对自己营造的这个谜团的破解。他找到了新的答案：丹纳。

钱谷融是怎么找到丹纳的？在他晚年的通信、访谈中有相关描述：

2003年7月，钱谷融在致文学评论家李岭的信中说：“记得还是在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偶然翻阅了泰纳（丹纳）所写的英文版《英国文学史》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 泰纳用直白的语言说：‘literature，it is the study of man’。泰纳生于1828年，比高尔基要早出生40年，‘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发明权，不应该属于高尔基，而是应该属于泰纳。”

2005年3月，钱谷融同学者李世涛的谈话中再度提及此事，表述基本相同，并补充说明丹纳的《英国文学史》是家藏的。

2014年6月，钱谷融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马信芳的专访时又一次重复上述话语，只是强调“《英国文学史》这本书我家中一直有，但我没有看”。

钱谷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次信手翻书，可谓石破天惊。他翻书时偶得的三个关键线索——丹纳、英文版《英国文学史》序言、“literature，it is the study of man”——刷新了人们对“文学是人学”出处的认知。

丹纳，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对19世纪的文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国内，丹纳最著名的文艺理论作品是《艺术哲学》，由傅雷翻译。

《英国文学史》，系丹纳于1864至1869年用撰写的著作，国内尚无完整译本，部分章节散见于他人编纂的书籍，如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下卷收录有《英国文学史》序言的第二章；张可、王元化编译的《莎剧解读》收录有《英国文学史》中的“莎士比亚论”。

“literature，it is the study of man”，据钱谷融所言，出自《英国文学史》英文版序言。在字面意义上，的确可以对应中文的“文学是人学”。

若依这三个证据进行推导，“文学是人学”的发明权无疑将归于丹纳名下。未曾想，新一轮的质疑很快出现，且严密而有力。2010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刊发了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刘为钦的论文《“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文中揭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事实——丹纳《英国文学史》的原创版本是法文， 钱谷融阅读的是英文版。《英国文学史》比较通行的英文译本是由亨利·范·劳恩（Henri Van Laun）翻译的。但刘反复阅读了这个译本的序言， 却未能找到“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 of man”的字样。刘随后又查阅了原创法文版本《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也未找到对应“文学是人学”的法文句式。哪怕是最接近 “文学即人学”的句子，也与其精准含义相去甚远。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不妨再仔细审视丹纳其人其文。

在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丹纳是受孔德实证论和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较深，并较早借用自然规律来解释文艺现象的学者。丹纳文论的代表作就是《英国文学史》序言，在这篇文章里，丹纳系统阐述了他著名的文学发展“三要素”说，他主张文学创作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三者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内部根源”“外部压力”和“后天动量”。《英国文学史》就是以英国文学为实例，来对“三要素”说进行证明。

诚然，《英国文学史》序言可以视作一篇文艺理论文章，但更应该被归入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社会学范畴。由于丹纳较重视产生文艺作品的那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和民族气质，因此作为个体的作家心理和人物性格，往往为他所忽视。一如丹纳老师圣佩韦所评价的：丹纳先生的研究方法没有触及独特而具体的个人，他始终停留在外部，让所谓才能和天赋从网孔中漏掉。

进而言之，丹纳那种注重整体民族性的文艺理论研究范式，与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中所提倡的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本质上也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钱谷融为“文学是人学”原创者所寻找的新答案——丹纳受到质疑，情有可原。

善意猜测，或许，钱谷融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次信手翻书，翻到的是《英国文学史》另一个英译本；或许，在那个版本里英译者为书的序言自拟了标题、新加了注释，而“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 of man”是标题或注释的一部分……

或许，只是钱谷融记忆产生了偏差。但这些都随着老先生的仙逝，成为无法解答的谜。

或许，我们该做更大胆的猜测：在《论“文学是人学”》面世前，并没有谁明确地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学”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其发明者正是发现者钱谷融本人。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勇气的问题。钱谷融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为理解文学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但他的谦逊又使他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一桩没有结果的劳作——寻找打造钥匙的人。

（来源：创意写作国际班书院/作者：杨健）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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