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我们的课程里有一门是同学作品研读，这里的研读是幌子，是由头，目的在于批评，通俗地讲，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而且本班群众斗争意识丰盈，无须老师发动，摊子一铺开，斗争张口就来。我记得研读班长张楚的小说时，张班长顺路带来了斯继东兄，继东兄也不是专程来搞斗争的，是来京公干，顺路来看张班长。都是熟人，也不客套，本班同学斗争已毕，便请继东兄入场助拳，继东兄并不像我们那么激动，平静中三拳两脚，我看见张班长听得皱眉不语。唐山大兄尚且有如此待遇，其他同学可想而知。

所以三年里的很多个夜晚，我都是灰头土脸，在校园里走走，从东门走到西门，再从西门走到东门，一边走，一边想号啕几声，因为心里很恐惧，很焦虑，因为看到自己写得不好，不如别人写得好，更因为在这门专搞“斗争”的课上，这点羞处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这样的感觉从写作后一直都有，只不过以前离得远，如同远远地看到篝火，知道是热的；走近了，触碰后，才知道真的热是什么。而唯有知道了，才算是摸到了活生生的文学的标尺。标尺不光不滑，还是有刻度的。刻度的意义，在于提醒和标识差距。对我而言，差距总在那里，因差距鲜明，从而滋长了困厄的尴尬，以及想要挣脱的努力。

所以，人大于我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标尺”。

报到那天，满校园张灯结彩，大小标语和喇叭里都讲着一个词，“欢迎新生”，我很长时间不能适应这个词，在刚开始的几天，总是忍不住联想到痛改前非。上一次被人叫做“新生”，还是在整整十七年前。1998年我上大一，刚满十八岁，处于发育的尾声。2015年我上研一，我的儿子都开始发育了，我却又经历了一次“新生”。重归校园这三年，我的生活也去旧趋新，入校时我还是个国企职员，每天从事着看似与文学相关、实则相去甚远的工作，等到毕业离校，我成了一名把写作当做职业的作家。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职业转换当然会让人焦灼，我本来就写得少，焦灼中更动不得笔，所以更加焦灼。幸亏人大三年给了我一个小河流淌般的节奏，让我可以安然躲在班里，抵抗焦灼带来的不安和沮丧。

记得开班的时候，阎连科老师语重心长地致词，大意是三年之中完全可以不写作，多读书就好，甚至可以书也不读，多想想文学，多跟同学老师聊聊就好。我差不多严格地落实了阎老师的嘱托。写得不多，读了不少，聊了不少，想了也不少。其实现在反刍一下，我恰恰以为这正是创造性写作教与学的精髓所在。既然号称“作家班”，又在文科强校，同窗也都不是新手，写作本身反倒不必是重点。三年时间看短实长，大把的时间可用在阅读上，因为时间大把，则可以读那些以前不会读，却又实在该读的书。同学们来自湖海江河、南北东西，可聊谈资如过江之鲫，聊得多了，就形成了梁鸿老师说到的“场域”。对写作者而言，这个场域最为宝贵，因为在这个场域里，可以聊文学，也可以聊风月，或者根本不聊文学风月，但说出的每一个词，呼吸的每一口气，又都与文学息息相关，像极了《神雕侠侣》里的寒玉床——在寒玉床上面修炼，一年顶十年，醒着是在修炼，睡着了也在修炼。在这个场域里待久了，即便不愿奔跑，至少也被裹挟着前行，至少没有留在原地。回头想想，大概只有做了本班的新生之后，才能有这样的新生。

所以，人大于我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新生”。

本班全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2015级研究生班”，往来师友图个方便，简称为“人大作家班”。我在这个班上听课，总是一边听，一边替老师们惋惜、难过，原因是台下这帮学生课上往死里学、课下朝死里写，怕是也超不过台上的老师们，至少我本人是这样。老师们备课授课，眼累口干，当然是想要为了中国文学做些什么，但我惭愧地揣测，老师们用这些时间来写作，可能为中国文学做得更多。

西门庆在面对潘金莲时，无疑是困惑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得手。我面对文学时也有诸多困惑，因为我不懂得怎么才能写出一篇好小说。王婆婆点拨西门庆可以用砒霜，而且此物“别人家里都没，大官人家里却有”。所以开药铺的老板不止一个，善于使用砒霜的却只有西门庆一人，因为有点拨他最终得手的王婆婆。为了不让老师们心血白费，我开始暗暗学习西门庆，学他以卖药谋生，以砒霜谋爱，在如何用好砒霜上下功夫。本班同辈甚多，强人四起，各占山头，有的广泛播种，有的精耕一处，抬眼望四面杏黄旗飘扬。正所谓人有天赋，我有药铺，人有大笔，我有砒霜。我理解的写作的“创造性”，就是自家店里的砒霜。其实砒霜一直都在，只是有人不敢用，有人用不好，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先点拨我们找到砒霜，再点拨我们如何用它。

所以，人大于我的第三个关键词，是“点拨”。

我是河南人，河南人爱吃面，如果拿面条作比喻，本专业是面盆，我们学生是面粉，课程体系是清水，生活是案板和擀面杖。揉搓碾擀我们的双手，则是人大文学院的老师们，是受邀授课的作家和学者、编辑、批评家、翻译家。三年里，我们这些面粉由散到团，由团到缕，有了面条的轮廓，也就有了下锅出锅的可能。盛碗上桌之时，人大三年也就临近终点。

两年前6月的某天中午，人大红三楼137宿舍靠窗上铺，我看着近在咫尺的天花板发呆，这时，我收到一条孙频发来的信息：“我走了，你多保重，后会有期。”

这条信息读过几遍，又陆续读到其他几位同学惜别的留言，读出一身的冷汗，方才终于可以确认，我的三年人大时光结束了。

来的时候就知道要离开的，正如花开时便晓得要落，月残时还知道会圆，不过真到了离开之际，还是觉得又意外又伤感。这样的情绪是如此之浓，沉淀再沉淀，以至于成了那段日子的底色，时隔两年之后回忆起来，依旧是又意外又伤感，又觉终有所得。这得到的，或许就是更有创造性地写作。

（来源：创意写作国际班书院/作者：南飞雁）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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