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一本专门探讨写作的理论著作，里面有许多关于创作的理论和方法。“博而能一”即其中之一。“博而能一”既要“博见”又要“贯一”，涉及意与物、言与意等方面的辩证统一。今天的信息化时代，各种检索引擎日益先进，信息检索轻而易举，所以人们写文章可以广泛引证。但同时又出现另一种现象，文章材料引证多多，但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和主张，只见材料不见人。这样的文章自然繁乱失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有材料，又有作者呢？刘勰的观点对指导当下的写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创意写作源于西方，近些年来在中国比较兴盛，但基本上还是西方话语。今天，我们有必要建构中国本土的创意写作学，这就不仅要吸收外来经验，更要传承本土智慧。中国古代文章学里面就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文心雕龙》就是一本专门探讨写作的理论著作。刘勰在《序志篇》里说：“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所以，《文心雕龙》有许多关于创作的理论和方法，如“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篇》），“三准说”（《文心雕龙·熔裁篇》），“入兴贵闲”“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物色篇》）等等，学界对这些理论和方法已有很多的阐发。这里就谈谈其中一个大家关注比较少的：“博而能一”。“博而能一”有久远的文化传统，涉及意与物、言与意等方面的辩证统一。

一、文本义涵与思想资源

“博而能一”出自《文心雕龙·神思篇》：

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黄侃说：“四字最要。不博，则苦其空疏；不一，则忧其凌杂。于此致意，庶思学不致偏废，而罔殆之患可以免。”吴林伯串讲这段说：“说作者当行文构思时，总有两种毛病，一是情理晦暗不明，而苦于贫乏；二是文辞沉滞不清，而伤于纷乱。那么，增广见闻，就像给情理的贫乏以粮食；串通主题，就像拯救文辞纷乱的药石。”黄侃和吴伯林都是在材料与构思之关系的维度来理解“博而能一”，切合文本义涵，却是不够的。下面试从意与物、言与意等多方面来阐释其文章学意义。

“博而能一”处理的是“博杂”与“单一”即多与一的辩证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先贤们就思考过这一对关系。因此，可以说，“博而一”有久远的文化传统。

道家主张“抱一”以应对博杂的世界：“载营魄抱一。”（《道德经》第十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这个“一”即“道”。这个“一”非常重要，它是构成天地万物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道德经》第三十九章）“道生一。”（《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在老子看来，“‘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万物之宗），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是自然界中最初的发动者（The primordail natural force），它具有无穷的潜在力和创造力。万物蓬勃的生长，都是‘道’的潜在力之不断创发的一种表现。从万物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成长中，可以看出‘道’有一种无穷的活力。”在这里，“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就是“一”与“博”的关系，天地万物看似混乱博杂，但究其根本还是要归之于一。

儒家主张“吾道一以贯之”，其思维向度也是在处理“博”与“一”的辩证关系。《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次对话：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子贡等人以为孔子的博学多才靠的是“多学而识之”，这是“博”。但实际上孔子并不是靠多学多记，孔子靠的是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道”，这是“一”。“一”具体是指什么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始终如一地坚守的是忠恕之道。孔子在“博”与“一”之间，选择的是“一”。何晏注曰：“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学而一知之。”何晏所引，出自《周易·系辞传》：“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东晋易学家韩康伯注曰：“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经贯之，不虑而尽矣。”“殊途”“百虑”是“博”，“同归”“一致”则是“一”。面对纷纭复杂的天地万象，圣贤采取的应对方略是以不变应万变，道通万象，一以贯之。

刘勰显然深受先贤们“博”与“一”辩证思想的影响，并且将其创造性地运用到文学思想的阐释当中，生动地阐明“博”与“一”的辩证统一关系。“博而能一”既要“博见”又要“贯一”，“博而能一”表面上涉及材料与构思的辩证关系，但实际上，这四个字涉及意与物、言与意等多方面的辩证统一，并贯穿于在《文心雕龙》的诸多篇目。

二、意物之间：纷回与闲静

从思维与世界的角度来说，人类的心灵和外在世界之间，也即意与物之间往往是不对等的关系。世界纷纭复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十二章）“五色”“五音”“五味”指代纷扰复杂的天地万象，这是”博”，它们令人“发狂”“行妨”，如何才能使人安定专一呢？圣贤的做法是“为腹不为目”“去彼取此”，也即摒去外在物欲的干扰，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安定专一。《庄子·达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说的也是这一意思。

对于纷纭繁杂的世界，陆机已有充分认识，他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懍懍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民之清芳。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四时之万物、先民之文章，足以使人“思纷”、咏叹，面对纷纭繁杂的世界，作家的心意容易动荡驰骋，从而无法准确把握外界，即所谓“恒患意不称物”。“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那么，作家的主体思维如何才能恒定专一呢？陆机认为，此时此刻作家要“收视反听，耽思傍讯”，也就是要摆脱一切世俗的干扰。陆机显然受玄学思想的影响，这跟老庄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纷纭变幻的世界，刘勰也有深刻认识。从自然界来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篇》）春秋代序、物色纷回，足以摇荡性灵，所以得江山之助也。从世道人生来说，朝代兴亡、世情变幻，足以“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文心雕龙·时序篇》），治世则人心安以乐，乱世则人心怨以怒，亡国则人心哀以思。纷纭变幻的世界与作家心态需要持守之间似乎形成一对矛盾，从“博见”角度来说，要求作者见多识广、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包括丰富的社会阅历、江山之助；博览群书，指广泛学习，要传承经典。但同时，人的心思容易受外界干扰，甚至随波逐流、丧失自我。面对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作家必须心态恒定、持守始终。这就要处理好“博”与“一”的辩证关系。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处理好外在世界的“博”与心灵世界的“一”之间的关系呢？刘勰说：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刘勰的主张显然受陆机《文赋》的影响。文思可谓远矣，可以跨越时空，“神与物游”，但世界是丰富复杂的，如风云卷舒，变幻无穷。这是世界的“博”。这个时候尤其要“凝虑”，要“志气统其关键”，要“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这是作家主体思维的“一”。刘勰又说：“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文心雕龙·物色篇》）四季景物“纷回”，这是世界的“博”，作家心态要“闲”，这是主体的“一”。

三、言意之间：万途竞萌与乘一总万

在“言”和“意”之间，也有一个“博”与“一”的辩证关系。作家刚进入创作状态时，头脑中有许多素材，思维也很活跃，可谓文思如泉涌，但也难免头绪繁乱，这就是“博”。如何理出一条线索、树立一个主脑把这些头绪贯穿起来，这就是“一”。

对于“言”与“意”的对立统一关系，陆机担心的是“文不逮意”，作家胸中有“百世之阙文”“千载之遗韵”，更受外界“朝华”已披、“夕秀”未振的感化，思维繁杂，这就是世界的“博”。如何才能“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呢？关键就是要有“一”，这样才能“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传承陆机在这方面的思考，刘勰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文心雕龙·神思篇》）

“神思方运”之时，“万途竞萌”，情意充盈于山海之间，胸中多少才情，可与风云并驱，此时正是“气倍辞前”，这是心绪之“博”。这个“博”掌控得好则“密则无际”，不好的话则“疏则千里”。那么如何才能掌控好呢？刘勰提出两点。一则“秉心养术”，吴林伯认为，也即“秉养心术”，“心术”者，心情也。二则“含章司契”，漂亮的言辞如工匠之司刻，“契，同栔，刻也”。“秉心养术”主心意，“含章司契”主言辞，两者相互配合、连贯，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心意之“博”和言辞之“一”的关系。具体体现在材料与思想、材料与结构技法等方面。

就材料与思想层面来说，众多的素材要有一条思路串接起来。作家写作，当然要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积学”才能“富才”。刘勰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文心雕龙·神思篇》）《文心雕龙斟诠》说：“前三句论平时准备工夫；谓平日总须多读书，累积学识，以储蓄宝藏；多体验，斟酌情理，以丰富才力；多观察，研精阅历，以穷彻照鉴。此三者相需相济，有其一贯性。”多读书、多体验、多观察，目的都是为了文章写作时材料的“博”。“驯致以怿辞”就是顺着作者的思维情致组织恰当的文辞，这是把平时准备的广博的材料贯穿起来的“一”。

对于材料之“博”与思想之“一”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刘勰在其他篇章也多次阐释：“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文心雕龙·事类篇》）丰赡的才力基于作者平日的博见和博学，写作用事之时则“贵约”“务精”。黄侃在阐发这段文字时，说到汉魏以下文士的著述出现“才为学累”的现象，颇为中的：

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爰至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捃拾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文胜而质渐以漓，学富而才为之累，此则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以节止之者也。然质文之变，华实之殊，事有相因，非由人力，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达意切情为宗，后有继作，则转以去故变新为主。陆士衡云：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故虽爱而必捐。岂唯命意谋篇，有斯怀想，即引言用事，亦如斯矣。是以后世之文，转视古人，增其繁缛，非必文士之失，实乃本于自然。今之訾謷用事之文者，殆未之思也。且夫文章之事，才学相资，才固为学之主，而学亦能使才增益。故彥和云：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然则学之为益，何止为才裨属而已哉？然浅见者临文而踌躇，博闻者裕之于平素，天资不充，益以强记，强记不足，助以钞撮，自《吕览》《淮南》之书，《虞初》百家之说，要皆探取往书，以资博识。后世《类苑》《书钞》，则输资于文士，效用于□闻，以我搜辑之勤，祛人翻检之剧，此类书所以日众也。惟论文用事，非可取办登时，观天下书必遍而后为文，则皓首亦无操觚之事。故凡为文用事，贵于能用其所尝研讨之书，用一事必求之根据，观一书必得其绩效，期之岁月，浏览益多，下笔为文，何忧贫窭。若乃假助类书，乞灵杂纂，纵复取充篇幅，终恐见笑大方。盖博见之难，古今所共，俗学所为多谬，浅夫视为畏途，皆职此之由矣。又观省前文，迷其出处，假令前人注解已就，自可因彼成功，若笺注未施，势必须于翻检。然书尝经目，翻检易为，未识篇题，何从寻讨？

黄侃认为，汉魏以来作者或“资于训诂”，或“引录成言”，或“综辑故事”，有的甚至以专拾“细事”“僻典”为高，这样就出现“学富而才为之累”的“末流之弊”，所以要“去甚去奢，以节止之者也。”这是很有见地的。黄侃说到《汉书》《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得失，分析得很透彻。就拿史书来说，面对千百年的历史，如此繁多的人物和事件，如何才能“弥纶一代”呢？刘勰提出“寻繁领杂之术”：

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文心雕龙·史传篇》）

刘勰认为，“寻繁领杂之术”的要领在于“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所谓“序”“条”“大纲”“可贯”云云，即要使博杂的人和事归之一定的框架和条理。就其要旨，依然是处理好“博”与“一”的对立统一关系。

就材料与结构技法来说，众多的材料要通过弥纶一体的结构框架、语句建构起来。刘勰说：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文心雕龙·附会篇》）

作文就像做房子，要把许许多多的砖瓦一一结构起来。也像做衣服，要把一块块零碎的布料缝缉起来。这样，“众理”就“无倒置之乖”，“群言”就“无棼丝之乱”，从而达到“博”与“一”的对立统一。这就要靠文字的联结、排比和组合。美国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说：“文学家是联想（‘机智’）、断想（‘判断’）和重新组合（以分别体验的因子组成一个新的整体）的专家。他应用文字作为自己的媒介。”刘勰引用《周易·系辞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来说明附会之理，前面我们说过这是“博而能一”的重要思想资源。刘勰又说：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篇》）

章句就像人住的房子，可以安置情感。人的情感如衢路交通、四通八达，章句则可以“分疆”“包体”，从而“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这就把“区畛相异”的情感统归一处，“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文心雕龙·章句篇》）刘勰说：“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文心雕龙·总术篇》）文术多门，举要治繁则是关键之术。

四、后世影响和当代启示

刘勰的“博而能一”，对于后世文章学理论有很大影响，对于今天我们的文章写作（包括创意写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为越到后世，书籍越多，可资引用的材料也就越多。如何处理好“博”与“一”的关系就越来越成为问题。

多读书固然重要，但一味强调“读书破万卷”也未必就能写出好文章。有人称饱读诗书却不会作诗的人为“书厨”“书楼”“书肆”。《南史·陆澄传》：“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金代人称无书不记的人为“著脚书楼”：“赵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无书不记，世谓著脚书楼。然性不伐，而尤恭谨。”清代人称这种人为“书肆”：“文无神思，虽才富辞繁，仅同书肆。古来名手能于虚际行文，政其思力高妙也。”为什么饱读如“书厨”“书楼”“书肆”了还写不好诗文呢？因为这些人只有“博”没有“一”，这个“一”就是要有自己的思想、思路、语言和章法。清代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立主脑》：“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刘熙载：“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而主脑有纯驳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则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矣。”刘熙载又说：“《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晈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艺概·文概》）强调刘勰“贯一”思想的重要性。刘熙载又说：“治胜乱，至治胜治。至治之气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条而辙迹未泯，更当跻而上之。” “秩然有条”就是刘勰所说的“博而能一”中的“一”。近人李刚己评《答李翊书》：“昔归熙甫论为文之法，谓如儿童放纸鸢，愈放愈高，要在手中线索牢，此文中幅历叙平生为学之方，一层深一层，即所谓愈放愈高也。而其行文则一线穿成，半丝不乱，即所谓手中线牵牢也。” “一线”也是“博而能一”中“一”的意思。

“博而能一”对于当代文章写作也有指导意义。据报道，2021年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宁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碎片化阅读流行、写作能力和汉字书写能力严重滑坡、逻辑思考能力降低等普遍现象。这个建议可谓切中时弊。我们已经进入读图时代，碎片化、图像化无处不在。手机成为人的“器官之一”基本上“机不离身”，碎片化的信息成超级几何级数涌来，处身繁乱的信息海洋，人类心神不宁、心绪繁乱，所以，更需要“博而能一”这个拯乱之药。单就写作来说，今天的信息化时代，各种检索引擎日益先进，信息检索轻而易举，所以人们写文章可以广泛引证。但同时又出现另一种现象，文章材料引证多多，但就是没有作者自己一以贯之的思想和主张，常常出现“只见材料不见人”的现象。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引经据典，学问高深，实质繁乱失统，甚至没有思想主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有材料，又有“我”呢？刘勰“博而能一”的观点对指导当下的写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来源：创意写作国际班书院/作者：吴中胜）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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