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当下作家群体中，有一类是经过完整学术训练、较长时期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的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专职教师和兼职作家的统一体，在您看来，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对他们的写作构成怎样的影响？

叶炜：多重身份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这一群体拥有明显辨识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集合，让这一群体自带“知识复合体”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写作归根结底是“人”的事业。对这一群体而言，除了用作家作品塑造人，还用学者身份影响人和用教师身份做真人。从作品塑造人这一视角来说，这一群体的写作所塑造出来的多是多面棱角的知识人，而不是单纯生物人。从影响人这一视角来说，他们所能运用的手段和形式不仅仅是创作文学作品，更重要的还有学术研究和言传身教。从做真人这一视角来说，他们更重视教师身份的学高为师和行为世范。这些方面共同发生化合作用，对这一拥有复杂身份的共同体形成聚合式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到具体作品的创作。

“人学”之外，文学也是“物学”。身兼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写作者，往往对文学的复杂性认识得很清晰。所谓物学是指文学在塑造人的同时，也塑造物——这里的物是指天地万物。说到底就连人也是物的一种。人身上有人性，但也有神性，更有物性。强调文学写人性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物性。曾在学院任教的鲁迅和沈从文等人的写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对人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我们会发现学院作家在现代中国是有一个传统脉络的。除了鲁迅、沈从文，更有朱自清、闻一多等长期在大学任职的学者型作家和作家型学者。我曾经承担过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中《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的写作，由此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型作家的铮铮风骨，更看到了一个作家型学者的傲人才华。从当代文学来看，格非、曹文轩等教授作家也一直在高校教学、写作；王安忆、阎连科、莫言等人则选择了“写而优则教”，分别加盟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领衔各校的创意写作学科建设。

记者：从创作立场的角度考量，学院派作家既不同于专业（职业）作家，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职业化写作者，请结合自身经历和创作经验谈谈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叶炜：相比较而言，这一群体的写作无生存之虞，可能因此少了些许功利心，写作心态更趋淡泊。就我本人而言，读完大学后到高校任职，期间读硕士再读博士，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过高校。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不轻易追随潮流或者说比较稳固的心态。新时期以来，文坛上的风刮过不少，对高校里的作家所形成的影响相对较少也较为隐秘。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一面是可以形成创作定力，可以较为长久地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坏处在于有可能会阻滞短期的创新和突破。

记者：一位高校作家曾经谈到，“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不少学院派作家更是终其一生践行了写作的独立品格。在您看来，专业评价和市场反馈对学院派作家写作的影响几何？这些评价机制如在学院外一样奏效吗？

叶炜：每个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但比较而言，学院派作家更注重来自专业的评价。因为这一群体本身就在专业之中，不能容忍自己的创作低水平重复。他们宁可少写或不写，也不愿意制造文学垃圾。关于市场，前面我谈到了他们并无生存之虞，所以这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少。

记者：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学院派作家总体上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这是否为这一群体的文学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一般将专业水平视为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这是否对这一群体的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

叶炜：理论上，作为知识复合体的学院派作家的确在文学探索方面更具优势。因为写作其实是一种综合“输出”，是艺术的、学识的、思想的输出，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输出。学院派的特点为这种综合输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输出建立在输入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输入与输出必须成正比才能确保探索与创新的动力。有效的文学探索离不开生活、知识、思想和价值观的综合汲取。

同时，学院派作家对自身创作的严苛要求也可能对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或者说容易形成创作的“眼高手低”。

记者：文学创作更多诉诸感性，而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则更多诉诸理性，在您看来，这是否可能成为学院派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内在冲突？

叶炜：创作和学术所配置的不同思维，是一个客观存在。我要强调的是，文学创作的确更注重感性，但也有理性的一面。具体来说，细节和情感是感性的，但思想和价值观却是理性的，一味感性不可能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同理，学术研究的确更注重理性思考，但也需要感性认识，尤其是切近当下现实注重文学现场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如果没有对具体作品的感性认识，就不能写出血肉丰满的文章。真正理想的状态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化境，是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情感与思考无缝对接。真正理想的写作是无界的，真正理想的文学是相通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定要面对的冲突，尺度拿捏很重要，拿捏得好了，就不会矛盾。

记者：请举例谈谈创作对学术研究的启发。

叶炜：就我个人而言，创作和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融为一体的。创意写作从业者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作家、学者和教师多重身份的重合。我是因为喜欢写作才读了创意写作文学博士的，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发表作品，一直到读博，这期间一直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在上海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既出版了百余万字“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还递交了三十万字的学位论文《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促使我在《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中提出了“新乡土写作”和“大小说”理念，并主动从作家作品、流派思潮，对其进行学术梳理和研究。与此同时，我还在主编的《中国作家研究》杂志开辟了相关研究专栏，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一个典型的创作与学术互动的例子。更重要的是，通过新乡土写作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让我更加了解了农村题材写作，加深了对当代中国的认识，更加理解了柳青、路遥和陈忠实的写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记者：您认为什么是理想的写作？作为学院派作家，你们的写作可以为理想的写作提供怎样的营养？

叶炜：理想的写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就每个人的写作理想而言，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写作环境而言，我感觉理想的写作一定是可以自由探索的；就写作心态来说，理想的写作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就作品而言，理想的写作应该是既能继承传统，又有现代精神，内容既有独到之处，手法又新颖别致，精神上独上高楼，思想上喜闻乐见。总体上说，是生活、知识、思想和价值观的有机体。

前面提到学院派作家容易面临“眼高手低”的问题。他们所具备的学识素养，决定了他们所能有的识见和见解必定较高，但理念一旦落实到实践中来，笔下往往可能力有不逮。学院派的写作是有可能提供出一种新的写作范式的。这种写作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和营养所在。何况，如果看得远一点，未来的职业作家也好，非职业作家也罢，恐怕都会和学院产生关系。现在的80后、90后乃至00后作家们，几乎清一色地从学院里面走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或者已经向学院走去。

中国作家网：您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创意写作博士点上海大学读了博士学位，也有赴国外学习创意写作的经历，能否结合自身谈谈国内创意写作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叶炜：我曾经把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发展概括为“北上广模式”，提出中国化创意写作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数所高校努力下，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时至今日，创意写作在中国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北上广苏浙”版图。

在北京，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为中心，形成了文学与创意写作教学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创意写作硕士生、文学创作方向的博士生招生培养，也包括成立专门的教学、研究和交流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以莫言为主任的国际写作中心，并与鲁迅文学院赓续合作办学传统，再次启动联合培养创意写作硕士班。北京大学则成立了以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曹文轩为所长的文学讲习所，一改北京大学不培养作家的刻板印象。在上海，除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之外，较早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和招收创意写作硕士的还有同济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综合来看，复旦大学侧重于爱荷华大学文学教授经验的传承，建立了完全复刻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上海写作计划。上海大学是创意写作理论研究的重镇，也是目前国内最有实力的创意写作理论研究成果的产出地。以葛红兵教授为中心，这一团队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创意写作教学研究理论体系，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并成功培养创意写作博士生的高校。这一团队产出的创意写作理论成果为创建中国化创意写作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广东，广东财经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本科生层面为中国化创意写作做出了重要尝试。在江苏，老牌高校南京大学一直有着作家培养的传统，近年来，也在创意写作硕士生培养方面发力，和江苏省作家协会合作成立江苏文学院，并联合培养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我原本的工作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作为苏北一所以师范教育见长的高校，在我的倡导下，较早成立了江苏师范大学作家工作坊和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中心，并招收创意写作方向的文艺学研究生。江苏这两所大学一南一北，形成了创意写作教育呼应之势。而沿海发达省份浙江是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后起之秀。面向日渐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在浙江办学的高校纷纷开设创意写作等新专业。我新近就职的浙江传媒学院较早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并在未来作家班的基础上开设了创意写作本科方向。学校还联合浙江省作家协会，依靠文学院成立了浙江网络文学院，统筹创意写作新专业建设。 除“北上广苏浙”版图之外，在武汉、西安、济南、南昌、吉林等省市都有诸多高校在全力跟进。相信这将有力带动未来全国创意写作学科的迅速发展。

记者：您认为高校是否能培养出作家？在施教或学术研究过程中，其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叶炜：我相信从高校走出来的作家并不少，能持续创作的作家大多都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文学教育。尤其是较为年轻的作家，大多都是经过大学锻造的。曾有声音质疑高校能否出作家，对于这样的疑问，我们完全可以置换成高校能否出音乐家、舞蹈家、画家书法家，如果这些艺术人才都可以通过高校成长起来，那么作家也可以。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等开设创意写作的高校，即是如此。我先后去过两次爱荷华，一是在2011年11月，以作家身份带队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青年项目；一是在2015到201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再次访学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系统。我目前所从事的创意写作教学，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像爱荷华大学那样，为有兴趣成为作家的学生提供相关课程。我到浙江传媒学院以后，在学校的支持下，每年高考面向全国招收30名网络文学与创意写作方向的本科生。对于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们采取的多是工坊教学方式，师生一起切磋，共同提高。这里好比一块土壤，我们做的是施肥浇水的工作，成长情况还要看“文学种子”自身的努力。

记者：作家王安忆认为，文学教育，会让作家的创作更加持久。对此您怎么看？文学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学问，对并未以文学写作为终生志业的那部分习学者来说，花费数年接受专业教育的意义何在？

叶炜：我赞同王安忆的观点。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有许多只写出了“一本书”的作家。这里的一本书作家有别于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前身）所提出的“一本书主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指的是作家要写出自己的代表作来，这并没有错。这里的“一本书”作家，指的是一辈子只写出一本书的作家，这之后再也不见其他长篇作品。而文学教育可以给作家提供总结提炼生活的能力，并学会如何让写作细水长流。

的确，并不是所有接受文学教育的人都要成为作家，相比较来说，能成为作家的还是少数，更多的人会成为大地上诗意的栖居者。一个人之所以能作为人而不是物而活着，是因为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是在最大可能张扬“人性”和“物性”的同时，保持伟大的“神性”。这就突显出精神生活或者说文学生活的重要性。毕竟，人生是需要出口的，经此才可能客观看待和保持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之余，还致力于文化产业研究，这似乎需要一种更宏观的和更具有前瞻性的思维格局。那么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及具备多重身份对此是否有助益？

叶炜：因为博士阶段读的是创意写作，博士后阶段主攻文化创意，所以学术视野从文学事业向文化产业的延展是自然而然的。万川归海，关键在打通和汇通。创作和文学，最后都要落到文化上来。

记者：推荐几部您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并简单说明理由。

叶炜：可推荐的作品不少，在此只罗列五部：

《故事新编》：向鲁迅先生学习如何编故事。

《百年孤独》：小说中的小说，学习写小说的必读书目。

《喧哗与骚动》：福克纳代表作，创意写作班学生必读书。

《红楼梦》：曹雪芹创下的白话小说第一高峰。

《白鹿原》：从这部作品不仅可以领略当代文学的审美内蕴，还可以体悟中国当代史的复杂。

  受访者简介：

叶炜，创意写作文学博士，文化创意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副秘书长，美国爱荷华大学访问学者。发表出版有长篇小说“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等14部；中短篇小说集《狼王》等3部；非虚构长篇作品《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等4部；文学评论集《冷眼看文坛》等3部，学术专著《认同的危机》等3部。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多项。现为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浙江网络文学院执行院长。

（来源：创意写作国际班书院/记者：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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